短史记 | 重温2100年前那场伟大的“盐铁会议”
文 | 谌旭彬
公元前81年，距今约2100年前一个初春，长安城发生了一场永垂不朽的思想交锋。
交锋的对象，一方是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核心，包括御史丞、丞相史等人在内的官僚集团，另一方是来自三辅和太常的“贤良”和来自郡国的“文学”，也就是出身底层的中、小知识分子。
按帝制政治运行的正常轨迹，这两群人——公卿与布衣，本无可能聚到一起，就国家的经济路线，从核心理念到具体政策，面对面展开唇枪舌战。官僚集团一贯懒得理会底层知识分子的批评；底层知识分子的声音，也一贯难以抵达庙堂。
契机始于公元前87年。
这一年，汉武帝死了。
武帝死后，受遗诏辅政的大将军霍光与御史大夫桑弘羊，分据内廷与外朝，呈对峙之势。桑弘羊深耕朝堂垂60年，掌控财权近30年，以其为核心结成的利益集团盘根错节，非轻易可以撼动。霍光遂施展手段，于庙堂之上，给予不满“桑弘羊经济路线”已久的底层知识分子（亦即“贤良”与“文学”）以发声渠道，对其实施打击。
汉昭帝始元六年二月，60余名“贤良文学”，终于首次有机会站到汉帝国经济政策的制定者面前，对其提出尖锐的批评。 这场贯穿了恐吓与不屈的论辩，史称“盐铁会议”。
官僚利益集团的恐吓与攻击
汉帝国官方，从未就这次辩论，发布过任何官方文件。
《汉书·食货志》中的记述非常简单，不足百字，仅扼要总结了辩论双方的核心观点——“贤良文学”们要求废除盐铁官营、废除国家均输，希望政府从商业活动中抽身，“毋与天下争利”；桑弘羊则回应称，这些官营产业乃“国家大业”，不可废除。
这场伟大辩论的具体内容，能够流传至今，得益于一位叫做桓宽的儒家学者。
时为辩论发生后约30年，桓宽搜集了“贤良文学”们存于民间的多种会议记录，“序其次第，饰其语言，增其条目”，编成《盐铁论》一书，还原了这场辩论的大致情状。
（1）当心你们的脑袋
据《盐铁论》，整个辩论过程中，以桑弘羊为首的官僚利益集团，始终在恐吓“贤良文学”。
比如，桑弘羊给“贤良文学”讲历史典故：
“日者，淮南、衡山修文学，招四方游士，山东儒、墨咸聚于江、淮之间，讲议集论，著书数十篇。然卒于背义不臣，使谋叛逆，诛及宗族。”
大意是：“儒墨文学”之徒当年依附于淮南王刘安与衡山王刘赐，结果二王被定性为谋逆，“儒墨文学”之徒也祸及宗族。潜台词，是在说霍光如同二刘，也不会有好结果，你们这帮家伙，和霍光搅在一起，要当心脑袋。
丞相史也给反复给“贤良文学”讲古：
“……此颜异所以诛黜，而狄山死于匈奴也。处其位而非其朝，生乎世而讪其上，终以被戮而丧其躯，此独谁为负其累而蒙其殃乎？”
大司农颜异，反对武帝发行“白鹿皮币”，死于腹诽之罪；博士狄山，反对攻击匈奴，被武帝送去前线，让匈奴人砍了脑袋。据此，丞相史严厉警告“贤良文学”，吃朝廷的饭却批评朝廷的政策（处其位而非其朝），生在盛世却讪谤自己的皇帝（生乎世而讪其上），最后命丧黄泉，可怪不得别人！ 桑弘羊在讲古中，特别喜欢提主父偃“以其舌自杀”之类因言获罪的故事，以之威胁“贤良文学”。他还拿秋蝉来做了一番可怕的比喻：
“诸生独不见夏季之螇乎？音声入耳，秋风至而声无。者生无易由言，不顾其患，患至而后默，晚矣。”
大意是：你们这帮家伙，见过夏末叫得欢的蝉吗？秋风一来就全没了声息。你们现在口不择言，等到祸患临头，再想闭嘴，可就晚了！
（2）穷人还是闭嘴吧
除了恐吓，以桑弘羊为首的官僚利益集团，还在辩论过程中，一再攻击“贤良文学”出身低贱，说他们没有资格议论国家的大政方针。
在桑弘羊看来，具有管仲那般智慧的人，不会做卑贱的厮役，能像陶朱公那般谋算的人，不会身陷贫困。据此，他嘲笑“文学”：
“文学能言而不能行，居下而讪上，处贫而非富，大言而不从，高厉而行卑，诽誉訾议，以要名采善于当世。”
大意是：你们这些“文学”，能说不能做，身为下民却讪笑上官，穷困潦倒却非议富者，别有用心地称颂与诽谤，信口开河地言谈与议论，不过是沽名钓誉，想要博取世人的称道。
又嘲笑“贤良”：
“夫禄不过秉握者，不足以言治，家不满檐石者，不足以计事。儒皆贫羸，衣冠不完，安知国家之政，县官之事乎！”
大意是：俸禄不足一把米的人，不配谈论治国之道，家中存粮不到一石的人，没资格商议天下大事。你们这些儒生穷困潦倒，衣冠尚且难以齐全，哪里懂得国家之政、州县之事！ 丞相史也使用了相同的逻辑，来攻击“贤良文学”：
“饭蔬粝者不可以言孝，妻子饥寒者不可以言慈，绪业不修者不可以言理。居斯世，行斯身，而有此三累者，斯亦足以默矣！”
大意是：给父母吃粗茶淡饭，不能算孝敬；让妻子儿女挨饿受冻，不能算慈爱；自己的事业还没有头绪，不能算有剖析之能。立身处世，这三点做不到，你们这帮家伙，还是给我闭嘴吧。
“贤良文学”对官营经济的批评
桑弘羊们赤裸裸的威胁，并未吓阻住“贤良文学”。
比如，丞相史警告“贤良文学”，吃朝廷的饭却批评朝廷的政策（处其位而非其朝），生在盛世却讪谤自己的皇帝（生乎世而讪其上），恐将落得命丧黄泉的结局。“文学”的回复是：
“塞士之涂，壅人之口，道谀日进而上不闻其过，以秦所以失天下而殒社稷也。故圣人为政，必先诛之，伪巧言以辅非而倾覆国家也。今子安取亡国之语而来乎？……悲夫。”
大意是：堵塞民众上升的渠道，禁锢他们的言论自由，每日里阿谀奉承，皇帝从来听不到批评之词，这是秦灭亡的原因。所以圣人执政，必先杀掉这类花言巧语倾覆国家之人。如今你们竟然用亡国之言来吓唬我们，实在是太可悲了！
再如，桑弘羊嘲讽儒生穷困潦倒，衣冠尚且难以齐全，没有资格谈论国事。“贤良文学”的回应是：
“夫贱不害智，贫不妨行。……公卿积亿万，大夫积千金，士积百金，利己并财以聚；百姓寒苦，流离于路，儒独何以完其衣冠也？”
大意是：身份低贱，不妨碍有才智；贫困潦倒，不妨碍有德行。你们这些家伙只知道敛财，公卿积钱亿万，大夫积钱千金，士积钱百斤。百姓饥寒交迫，路上全是流民，我们儒者衣冠难以齐全，有什么好奇怪的！
整个“盐铁会议”期间，“贤良文学”不断重申藏富于民的理念，将批评的矛头，集中指向了盐铁官营、国家均输等政策，亦即由朝廷直接经营或间接控制的工商业。桑弘羊们则不断强调，正是自己藏富于国的经济政策，造就了“武帝盛世”。
“贤良文学”毫不留情地戳破了桑弘羊口中“盛世”的真面目。
比如，桑弘扬拒不承认“铁器官营”对民生有害，还说该政策有助于让民众对耕作更有信心。“贤良文学”却如此描述他们在基层的所见所闻：
“县官鼓铸铁器，大抵多为大器，务应员程，不给民用。民用钝弊，割草不痛。是以农夫作剧，得获者少，百姓苦之矣。”
官府造出来的铁农具，都是些大家伙，只求完成上级布置的铸造任务，完全不考虑农民实际使用是否便利。拿着官府铸造的钝刀，草都割不断。农民花了更多的精力，收获却减少了，真是痛苦不堪。
“贤良文学”们还说：
“以前老百姓可以自己铸造农具的时候，铁器的质量好，又便宜又好用。现在政府铸造的铁器，多数质量低劣、成本高昂。以前那种几家人合作的民营铁器作坊，一心想着打造好的农具，他们珍惜自己的信誉，质量不好就不愿意拿到集市上出售。农忙的时候，他们还愿意推着车子，把农具运到田间小路上，方便农夫们购买，使他们不耽误农时；而且既收钱，也可以用粮食换，还可以拿破损的农具添补一些钱粮以旧换新，甚至还接受赊欠。如今呢？盐铁官营了，价格统一了，只收钱了，也变贵了。生产出来的铁器大多数是残次品，购买者没有了选择的自由。农民牺牲农时，大老远跑进城来，还常碰上主管铁器专卖的官员不在店内，只得一趟两趟再跑。于是，穷困潦倒的百姓，只好回归到用木棒耕地、用手除草的时代。粮食减产了，吃不起官营的高价盐，就只好吃淡食。以前私营时，农民不必离开耕地，也有充足的好农具可以挑选，如今铁器官营，他们不但买不到适用的好农具，自己还会被抓去无偿打铁，因为官营铁器作坊里的役夫和囚徒，没有生产积极性，常常完不成上级布置的生产任务。而一旦劣质农具出现积压，卖不出去，铁官又会强制摊派，将它们配售给百姓。”
再如，公元前110年，桑弘羊在汉武帝的支持下，于全国范围内开始推行“均输法”。按官方定义，“均输法”即政府均输官在甲地廉价买进某种特产，再转运至不出产该商品的乙地高价出售，赚取差价。在“盐铁会议”上，桑弘羊坚称，自己搞国家均输，是一件“平万物而便百姓”、利国利民的大好事。
“贤良文学”却毫不留情地指出，这种说法，是赤裸裸的谎言：
“以前向百姓征税，只征收他们出产的东西，不征他们没有的东西。农民交纳农产品，妇女交纳纺织品。现在，均输法名义上是在当地征收特产，但均输官为了牟取更大的利润，其实际做法，却是不收当地出产的东西，改为索取当地无法生产的东西。老百姓只好贱卖掉自己的产品，去市场上（实际上也是由官府经营）买了均输官要求的东西。最近我们听说，有的地方在命令百姓生产布絮，还包括齐、阿的细绢，蜀、汉的麻布等产品在内，官府对他们任意刁难，以欺诈手段强行低价收购，农民翻倍受苦，妇女重复纳税，根本看不到‘均输’何在。官府滥发命令，关闭城门，垄断市场，什么东西都强行低价收购，囤积居奇造成物价飞涨，等市场严重缺货时再高价出售牟取暴利。这种低价购入高价出售的政府经商行为，也根本看不到‘平准’何在。”
换言之，所谓的“均输法”，不过是朝廷以其无远弗届的政治权力，在经济领域造成全方位的垄断局面，操纵物价，贱买贵卖，以牟取暴利。自此，西汉的国家机器，自上而下全面商业化、逐利化，民营商业则彻底萎缩、集体退场（据《盐铁论》，与官府合作囤积居奇者仍部分存在）。 “贤良文学”如此这般“用事实说话”，恼羞成怒的桑弘羊，只好诉诸人身攻击：
“所谓的‘文学高第’（即被选为“贤良文学”之人），才智上必须能够阐明和实施先王的治国之道。不出仕时必须为人师表，出仕后必须以身作则供人效仿。你们这群所谓的‘文学’，谈论治国之道，只会左一个尧舜，右一个孔墨，真让你们去管理政务就手足无措，可谓说得头头是道，现实一事无成。穿着异于乡民的衣冠，能力上无异于凡人。你们中选为‘贤良文学’，只不过运气好，并不代表真有水平，我本来啊，就不该和你们讨论什么治国之道。”
“贤良文学”的回应是：
“文学不中圣主之时举，今之执政，亦未能称盛德也。”
我们这帮“文学”，能力确实有限。但如今庙堂上的执政者，能力也高不到哪里去。
管仲与商鞅，一对不散的幽灵
在“盐铁会议”上，桑弘羊多次提及管仲与商鞅，并以他们的理念为自己辩护。
他是一个忠实的管、商信徒。
管仲说过，治理天下的首要之务，是必须做到“利出一孔”，让民众只有一条获利渠道。具体的做法是：
“利出一孔者，其国无敌；出二孔者，其兵半屈；出三孔者，不可以举兵；出四孔者，其国必亡。先王知其然，故塞民之羡，隘其利途，故予之在君，夺之在君，贫之在君，富之在君。故民之戴上如日月，亲君若父母。”
意即：利出一孔，就不能让老百姓有多余的钱，不能让他们有其他发财的渠道。只有做到“予之在君，夺之在君，贫之在君，富之在君”，恩赐与剥夺、贫困与富有，全部操之于政府、君王之手，老百姓才会视政府为日月，爱君王如父母。
商鞅完全继承了管仲的思想。《商君书》“弱民篇”里明言：“民弱国强,国强民弱,故有道之国,务在弱民”，具体的做法则是：“利出一孔，则国多物；出十孔，则国少物。守一者治，守十者乱。”
桑弘羊推行的盐铁官营、国家均输，正是管、商“利出一孔”理念下的产物。
尽管“贤良文学”在论辩中将桑弘羊批评得体无完肤，但这场会议仅仅象征性地废除了一项“酒类国营专卖”政策——打倒了桑弘羊的霍光，同样对“利出一孔”怀有浓厚兴趣。他不喜欢桑弘羊，但他喜欢桑弘羊设计的盐铁官营、国家均输政策；正如他喜欢“贤良文学”对桑弘羊的批评，但不喜欢“贤良文学”展开批评所依赖的政治、经济理念。
所以，终霍光之世，这场由他推动发起的中国思想史上的伟大辩论，始终没有形成任何官方文件，也未被载入任何官方档案；参与论辩的60余位“贤良文学”，也几乎连名姓都没有留下，全部消失无踪——辩论发生约30年后，桓宽在搜集资料编纂《盐铁论》时，只寻到了四位留下了名或者姓的“贤良文学”，他们是：
贤良茂陵唐生、文学鲁国万生、中山刘子雍、九江祝生。 较之管仲与商鞅，他们的被遗忘，实在有些太过迅速了。
参考资料： ①《汉书·食货志》。 ②王利器，《盐铁论校注》。 ③徐复观，《＜盐铁论＞中的政治社会文化问题》。 ④《商君书》。 ⑤《管子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