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税与所得税

摘抄自刘阿姨

川普显然已经体会到了，其实跟他竞选中宣布的、他大脑里面设想的波澜壮阔的蓝图相比，他面临的阻力有多大。哪怕是获得参众两院多数支持的总统，在最高法院也有多数的总统，这样的总统是很少见的，里根总统都没有这样的待遇。里根总统在他任期的大部分时间，国会多数始终是民主党。但即使这样，他能够做出的事情也是非常之少的，足以让不负责任的评论家对他进行歪曲和丑化。 比如说，人们经常嘲笑说：“关税能征得多少钱？能跟所得税比吗？怎么能够改变美国的税基？”这真是不学无术。只有极少数深通历史和有历史记忆的人才会知道，这恰好就是以关税为基础的税制，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，是19世纪美国和欧洲在自由主义黄金时代的财政基础所在。而且它有宪政方面和人权方面的深厚依据，绝不是川普个人任性所致。 这个依据是什么？美国国父本杰明·富兰克林早就说过，什么是关税？关税是自由税。这一点，四川军阀和云南军阀是懂的。为什么我们不能增加土地税？因为从政治上讲，土地税是康熙皇帝定下的，它不仅是一个税制，而且体现了儒家“轻徭薄赋”、“爱民如子”的基本精神。同时，地主的子弟当军官，地主在乡下组织民团维持秩序，而民团训练比较好的，自然而然就会变成军阀扩充部队的后备军。所以军阀跟民团相通，民团跟地主相通，他们是同一个阶级结出来的：一个是阶级的根，一个是阶级的茎，一个是阶级的花果。没有办法伤害自己的阶级基础，所以土地税不能动。在开支增长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增加鸦片税。增加鸦片税的好处是什么？你可以不付钱。 像约翰·洛克说的，如果征葡萄酒税，这就是一种自由税。你是要喝法国进口的高级葡萄酒，还是喝英国本土产的麦酒，这不是你自己决定的事情吗？你要是像埃塞克斯伯爵那样，一定要喝昂贵的葡萄酒，那你就乖乖掏出钱就行了。一个普通的爱国者或者乡绅，他讨厌那些来自法国的和欧洲大陆的东西，认为我们强健的英国工人，就适合喝英国本土的啤酒花酿造出来的啤酒和麦酒。这就好像是哈里森将军只喝苹果酒，而范布伦喝葡萄酒。这件事情在当时的大选中变成了一个题目，说明范布伦是个矫揉造作的欧洲崇拜者，而哈里森将军是一个真正的西部边疆人，跟西部的拓荒者和普通老百姓打成一片，代表了美国的基层人民。实际情况当然很有趣，用这种说法描绘也很有趣，但是作为一个竞选语言，毫无疑问，它为哈里森将军争取到了很多西部选票，使得范布伦输掉大选，至少这是范布伦败选的原因之一吧。 葡萄酒和麦酒也就是这样的作用。富兰克林就指出，征收关税是把自由给予人民和消费者——你可以交钱也可以不交钱。国家没有，军阀也没有强迫你非要抽鸦片不可，军阀也不希望你抽鸦片，他只从抽鸦片的人身上收税。如果你不抽鸦片，那是不用交鸦片税的。英国在东南亚的税收就是这样：英国在新加坡和东南亚的殖民地基本不对华人收税，只对鸦片烟馆收税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不抽鸦片烟，华人实际上是根本不用交任何税的。但是华人抽鸦片的情况非常普遍，所以鸦片烟馆的税收足以维持华人口岸殖民地的开支，无需对普通商人或者手工业者征税。这就是自由税的含义。 所得税是什么？马克·吐温写过：一个人到底挣多少钱，他们怎么知道？只有你老婆才知道，你邻居都不知道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今年挣5000，明年挣5万，后年又只能挣8000，大后年我又只能挣3000元，这是不断变化的。尤其是商人，商人的利润怎么可能年年都一样？所得税只有对公务员才是合适的（但是公务员才几个人？），尤其是在当时的美国，他们有固定收入。资本主义经营者的收入都是变动不居的，因此要征所得税，就必须侵犯个人隐私。 所得税，第一，它是强制的。所有人，无论你干什么或者不干什么，你非得交不可。你不能说：“我就是不喝葡萄酒，葡萄酒关税就跟我没有关系，我就不用交这个钱。”或者“鸦片烟鬼多交点，这是你恶习的报应；我一个良民，我不抽鸦片，鸦片税跟我没关系，我不承担这个负担。”但是征收所得税，第一是引入了人的纠缠，我高兴不高兴、做什么都被强迫；第二就是国家的手要伸进你的隐私当中。它要知道你能挣多少钱，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。知道你能挣多少钱，实际上就掌握了你的全部隐私内容，知道了你通过哪些途径挣钱。任何人都知道，每年春季的报税这件事情，是美国当代的一大暴政。 这种事情在19世纪自由主义者的心目中，就是属于暴政。跟现代国家习以为常的通货膨胀一样，在麦考莱眼中就是违宪行为，甚至在俾斯麦的普鲁士王国看来也都是违宪行为。它要让国家的手粗暴地伸进你的内衣口袋里面，像了解你老婆一样了解你。这种事情就像是命令一个人，像“9·11”事件之后一样，脱光衣服在X光机前接受检查一样。按照19世纪贵族风范极为浓厚的自由主义观念来看，无论效果如何，本身就有极大的侮辱性。“我的隐私，我凭什么要告诉你？我的很多收入渠道都是秘密的，涉及我自己的隐私，或者是属于私家事务。我的家庭事务凭什么来干涉？我凭什么要汇报我的哪些钱是从哪里挣来的？”这正好是所得税报税必须要交代的事情。 所以马克·吐温当时就非常憎恨这一点。只有迫在眉睫的战争需要（如南北战争的需要），才使所得税成为合法。而战争一结束，最高法院就迫不及待地废除了所得税。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重新爆发，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，使所得税变成了常态，也使得每年的报税这种被19世纪自由主义者视为暴政的东西，像常备军一样变成了习以为常的事情。在林肯的时代，像常备军和这种繁琐的报税，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是不可接受的，除非有战争的迫切需要。 关税征收显出其简便。它无需干扰每一个人的私生活。私生活的自由，是19世纪自由主义观念的重要一环。“家庭就是城堡”，私生活这些东西受到国家的粗暴干涉，是以所得税为基础的税制造成的重大危险。 照托克维尔的话来讲，这就是：人民在口号上想要有爱国主义和自由，同时在日常生活上却已经习惯于顺服。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面——买什么股票啊、卖什么房地产啊等一举一动——都要向芝麻大小的小官小吏屈从和汇报。你要向上级汇报，哪怕他们还没有你有钱。但在空空洞洞的大事上，比如要不要打伊拉克呀、要不要打伊朗啊——这些跟你生活毫无关系的大事上，却都以为可以指挥总统，这就是一个头足颠倒。 这是对公民德性的极度扭曲。它要求公民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（每一个丈夫、父亲和家长都能够胜任的小事上面），保持像员工对老板那样卑躬屈膝的服从，把小公务员和小官吏当做自己的老板对待；但是同时却要求他们在涉及国家命运、建国亡国、战争和平等最大事情上，保持像英国国王和罗马元老院元老一样的睿智和高度的判断力。这两者有可能统一吗？ 能够在后一方面符合要求的选民，怎么可能瞧得起那些给他算蝇头小帐的小公务员？连那些小公务员都怕的人民，对大事又怎么能有足够的勇气和远见，像宪法所指望的那样，牺牲短期利益为国家的长远考虑？这两种要求根本就是自相矛盾。按照前一种要求来培养，每天用实践来培养每一个公民，那就是在培养怯懦和服从，损害共和国所必需的德性，潜移默化地践踏共和国的根基。 结果就会导致一种拿破仑式的凯撒主义现象：人民像后期罗马共和国和早期罗马帝国一样，享有自由的名义，继续进行爱国主义和自由的文宣的同时，却感到有必要把政权托付给“第一公民”，让他自己去处理种种力不从心的烦心事情。而人民逐渐堕落为只对“面包和竞技”这样的消费文化、鸡毛蒜皮感兴趣。对于一切大事，都只想要继续维持共和国的面子，却把共和国的实质让渡给专业统治阶级、常备军和群众煽动家。 这背后涉及的深远逻辑，是西塞罗、加图和华盛顿将军这一类人物才能够清楚地看透和清楚地评估的。川普对此可能还有一些记忆，但是我恐怕今天的政治评论家，包括美国的政治评论家，大部分都把这些事情忘得干干净净了。他们对川普的嘲笑，恰恰证明了：川普虽然有很多鲁莽的、不懂装懂的地方，却还残留着一些19世纪自由主义的伟大品质。